宋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

【文/宋冰】关于“中国将在未来数十年里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创新”这个话题，世界各国的专家们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然而，截至目前还没有西方媒体对中国哲学界在“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和“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这两个领域里的讨论给予报道。

博古睿研究院副院长、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宋冰2020年8月20日在博古睿研究院《思想》（Noēma）杂志网站发表了评论文章：《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

与很多西方观察家一样，在由数据和自动化所定义的这个时代里，面对人类自由意志的领地正逐渐萎缩以及从长期来看人类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也许会变得模糊这两个问题，许多中国哲学家（这里主要指在儒家、道家和佛家三个思想领域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学者们）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一些学者担忧人们为了健康和长寿会对人类基因序列和自然进化过程进行干预的时候，中国的儒家学者们似乎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领域里的某些进展更为警惕，他们担心家庭关系和养老产业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使十分强调血缘关系和家庭伦理的儒家的思想基础遭到削弱。

更为有趣的是，如下文所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三大特征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何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产生强烈的恐慌心理（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类似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科技进展可能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认为：人类并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是一种高于大自然的存在；智人具有独一无二的理性、自我意识和主观人格，智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动物、植物乃至任何存在物。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和全球化时代之后，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了全盛时期。不过，这种以人为世界中心的思想近几十年在发达国家却有退潮的迹象，而在快速工业化的中国等国家，主张这一观点的人仍然普遍存在。

然而，从中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角度来讲，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所秉持的都是非人类中心主义（Non-Anthropocentrism）。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里，“天地人三才”（trinity of heaven, earth and man）的概念是中国人理解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一个经典框架。这一概念最初来自中国古代典籍《周易》（Book of Changes）。在中国，儒家和道家是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思想流派，而《周易》这部书为儒道两家奠定了思想基础。

根据《周易》所提供的理论，天、地、人三才以及这三者所蕴含的阴、阳两大力量是构成宇宙的最基本元素，大自然的演化、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在这样的宇宙中发生的。根据该理论框架，人类是大自然固有的一部分，人类与大自然无法切割（human beings are inherently part of and bound up with nature）。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并尊重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前提下，人类才能够不断繁衍和发展。

立于天地之间的人天生具有向大自然学习的独特能力，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使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生机勃勃、永续运转进而领悟“道”并使“道”在人间获得发扬，即“参赞天地之化育”。从儒家的角度来讲，“道”意味着做人要遵从仁义正直的道德教化。虽然儒家思想鼓励人们应积极入世有所作为，但它同时也主张：面对大自然的律法，人应该保有一颗尊重甚至敬畏之心，人应该在遵守自然律法的前提下处理各种具体事务而不是鲁莽地对自然界加以利用。人类应该从四季更替等各种自然现象中领悟天地发出的信息并依 “道” 而行。

此外，儒家思想还主张人应因时因地来调整自己的思想行为。孟子曾赞美孔子是“圣之时者”，即孔子是一位能够顺应时势变化的圣人。因此，儒家思想并非死板的教条，而是一整套能够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情况下获得应用的智慧之学。

“天人合一”（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man）的观念在道家思想中获得了更加突出的强调。道家创始人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在天地人三才身上皆有体现，而天道、地道和人道互相嵌入对方，可以互相会通，天地人因此可以和谐共生。庄子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纪的一位中国哲学家，他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庄子主张，天地人是同时诞生的，宇宙的存在与人的存在互为前提，即宇宙与人是一体的（the universe and man were one）。

汉代中期，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相比，佛教思想更加不看重人的地位。佛教教义的核心观点认为，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而人类只是众生的一员。佛教思想鼓励人们对所有形式的生命都充满悲悯之心。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哲学的三大流派均未给人赋予宇宙中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而且这三家思想也都没有把人与自然看作相互之间毫无关联的独立存在。人工智能是一种正在发展中的前沿技术，人工智能并非大自然的产物。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讲，人工智能不应毫无限制地随意发展，其发展应受到引导。甚至有时为了使生命的自然属性得到尊重，其发展应受到一定抑制。这正是许多中国思想家所主张的观点。

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人受到自身哲学传统中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强大影响，中国人并未像西方人那样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强烈的恐慌心理，中国人也并不认为自己的生存受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威胁。一方面，许多中国思想家并不相信人工智能有朝一日会发展到超越人类智能的程度；另一方面，机器或动物在个别方面能够超越人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许多人对此类现象并不感到奇怪。在道家文化中，长生不老者等超级存在形式（super-being）并不罕见，人工智能或某种以数字形式存在的智慧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超级存在形式。

此外，一些儒家学者和道家学者希望人工智能未来能够融入人类所构建的伦理秩序当中，他们已经开始把人工智能视为人类的伙伴或朋友了。

中国文化对不确定性和变化持有一种相对开放的心态

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产生强烈的恐慌心理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对不确定性和变化的容忍度较高。这一点也是源自《周易》的影响。根据《周易》的核心观点，“变动不居”（constant change）是宇宙的根本存在形式，具有静态特征的“存在”（being）并非宇宙存在的本质，而这种静态存在的观念已于20世纪在欧洲思想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我们可以在儒家思想的许多方面感受到《周易》的影响。例如，儒家认为人应该积极主动地对变化进行预测和应对，这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人文主义活力”（humanistic dynamism）。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在中国从事传教活动，正是他首先把《周易》翻译成了西方文字。卫礼贤指出：“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永远无法摆脱的困境，一切都在变化中。因此，即便我们面临极艰难的局面，我们也应该有所作为以促进未来新局面的形成”。

自汉代以来，道家就一直表现出一种勇于与时俱进、主动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改变的特征。道家代表人物庄子提出的“人应该与时俱进、拒绝顽固迂腐”的观点已经在当代中国文化中获得了重要地位。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来讲，不确定性和变化并不是待解的问题，而是自然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宇宙中的一种常态。

在佛教思想中，“无常”（impermanen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根据佛教思想，我们所触摸到的现实的本质是虚幻的，这使得世界上的千变万化显得更加无足轻重了。带有佛教色彩的思维方式也许是一些中国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因机器人时代到来而产生强烈恐慌心理的另一个原因。

自省、修身和觉悟

中国哲学家方东美曾指出，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共同特征在于，他们都主张人应该自律、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并在实现内圣的道路上作出无止境的努力。而且三家思想都认为，若要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每个人应该从自己的修身（self-cultivation）开始做起；脱离了每个个体的修身，美好社会是无从谈起的。

因此，许多中国思想家认为，在当下这个思考人类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时刻，在当下这个人类就由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展开讨论的时刻，我们应该反观自身，从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历史中获得启示。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回顾自己的过去并意识到也许问题的症结就在我们自己身上：除非我们能够在伦理道德方面进行自我反省并承担起应承担的责任，否则人类是无法制造出在道德上令人满意的人工智能产品的。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正在不断增加，也许我们应该拓宽思路，从古代的哲学传统中获得启示。如今已经到了摒弃那种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使个人财富最大化的癖好和完全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时候了。为了制造出“人类友好型”的人工智能或其他前沿科技产品，我们必须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和谐、对人类充满同情的全球体系。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8月20日美国智库博古睿研究院《思想》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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