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明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全景与预测

文丨孙明春 (海通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图1）：

第一步，到2020年实现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

第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5万亿元；

第三步，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

目前来看，实现第一步的战略目标已胜利在望。根据工信部副部长刘烈宏近期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发言，2020年上半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达到770亿元，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理解等技术的应用水平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考虑到下半年国内复产复工形势进一步好转、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催化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应用，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在2020年全年突破1,500亿元应该没有太多悬念。

我们对中国在2025年和2030年实现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也充满信心，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政府的重视与政策的支持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过去5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今年10月，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同时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在11月召开的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提出，要在人工智能领域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这一系列的政策信号展现了中国政府发展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重视与决心，也预示着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历史表明，中国政府有强大的执行力，擅于把握机遇，推动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地实施。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防疫抗疫中发挥作用，展现了“AI+医疗”（如红外线测温、机器人外呼筛查、影像辅助诊断、健康码及接触者追踪、智能机器人与无人配送车等）等技术模式的巨大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由于“社交隔离”成为切断传染途径的重要手段，无接触新经济模式（如远程协同办公、智慧教育、智慧支付和无人驾驶等）也在疫情的催化下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些事例验证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预示着人工智能产业正面临崭新的发展机遇，势不可挡。

二、技术的积累与产业的协同

人工智能属于交叉性学科，需要多个学科领域的基础研究和技术积累，齐头并进，缺一不可。同时，它也是一个研发投入高、技术周期长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专业门槛很高，要实现商业化盈利需要漫长的培育期，还需要跨产业的协同，因此往往存在“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

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多项指标已跻身世界前列，整体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和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报告，2000-19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迅速上升，2019年申请数量超14.6万件。截至2019年底，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图2）。虽然中国在基础层和技术层与世界领先水平还有差距，但在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这三个层面都有了相当深厚的技术积累与产业基础设施的积淀，应该已经跨越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发展临界点。

随着中国在今后几年将主攻方向侧重于补齐基础层短板，尤其是致力于突破智能芯片、高端元器件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中国有望较快实现人工智能的全产业链布局，届时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产业的发展都将进一步加速，有可能出现指数型成长。

三、庞大的内需市场与广泛的应用场景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望在2030年前后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市场潜力巨大。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产业门类齐全，基础设施完备，人工智能技术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需求。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不只是在新经济领域、不只是应用于新商业模式和新生活方式，而且在帮助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由于应用场景广泛，市场有足够深度，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数据积累上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不但有助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还有助于研发人员利用大量且优质的数据来提高算法与模型的准确度，并不断迭代更新，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商业价值。一旦人工智能企业实现商业盈利，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将更加可持续，产业的发展也将更加势不可挡。

四、强大的融资能力、愈益便捷的融资渠道与退出机制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投融资活动持续快速增长，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推广和应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内地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仅家庭部门的银行储蓄存款就高达90万亿元人民币，近年来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融资活动也愈益活跃，给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了良好的融资环境。

目前，中港两地股票市场的市值已稳居世界前列（图3），在新股发行（IPO）市场也名列前茅，甚至超过美国（图4）。尤其是2019年A股开设了实行注册制的科创板以来，不但IPO的速度大大加快，数量大大增加，而且估值也较主板明显提升（图5），这不但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早期投资者（VC、PE、pre-IPO等阶段的投资者）和创业者提供了更加多元、便捷的退出渠道，也给未来的潜在投资者和创业者提供了更充足的激励。

另外，中港两地监管部门也在研讨尽快将科创板股票纳入“沪港通”交易中，令海外投资者可以更便利地投资此类具有高增长潜力的股票，对活跃科创板股票交易、维持市场活力和融资功能都很有裨益。2020年7月，上海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共同建设成立“科创板AI产业工作站”，旨在培育优秀人工智能企业，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与上市公司并购整合。近期，人工智能企业在机器视觉、AI芯片、语音语义识别、机器人、智能驾驶等领域出现了IPO融资高峰，一些独角兽企业纷纷开启上市辅导。相信未来几年，科创板将会成为更多人工智能企业上市募资的首选。

五、务实、包容、灵活的监管体制

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可能给经济、社会、伦理等领域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监管者的态度对于行业发展至关重要。如果管制太严，很多技术应用、商业模式都可能无法落地，许多发展机遇会被扼杀在襁褓之中，行业参与者缺乏竞争力，严重制约行业的发展；但如果管制太松，却有可能导致行业野蛮生长，参与者良莠不齐，损害消费者或更广泛的民众利益，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显然，监管者需要在行业发展与风险管控之间的取得平衡，才能有利于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务院在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其战略目标是：（1）到2020年初步建立“部分领域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政策法规”；（2）到2025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3）到2030年“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这样一个“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表明，中国政府在人工智能监管体系的建设中采取了一种务实、包容而又灵活的监管态度。

目前，中国政府已陆续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伦理风险分析报告》等文件或报告，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近来，中国政府又相继颁布《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法规，以规范个人信息数据使用。在最新出台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在提出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的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强调要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并积极参与数字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这一系列的举措表明，中国政府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采取了渐进、平衡、更具弹性的监管安排，既能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快速发展，又能填补监管空白，避免监管套利，有利于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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